《心旅留痕》之长城(二)

  长城,托起中国文化的千年大梦。

  有人说:“如果我们把长城比喻为一本巨书,那么战国长城应该是它的第一版,秦长城就是它的第二版,而明长城只能说是它的第三版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历史分析的角度上望过去,战国长城就犹如不同作者独立完成的一些短篇。看上去虽然主题相同,但描写的方式和讲述的内容却不尽相同。它们是诸侯国之间互相防范和北拒胡人两种思维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所以看上去无论形式和内容都显得有些凌乱,后人只能把它归结为一个青涩的开始;而秦长城则不同,它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统一,一看就是大家的上乘之作。虽然秦长城的某些章节上还有战国长城的影子,但从谋篇布局的整体构思到画龙点睛的细节处理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秦长城不仅连短为长,把北方各诸侯国的长城连为一体,而且据险为点,把险要地段铸成关隘,形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绵延万余里的坚固防线;此后,中国各代封建帝王都守着这本巨书不断翻阅、咀嚼,虽然倍加爱惜,但岁月的风沙难免把它吹拂得衣衫凌乱,面显沧桑。于是,在一千五百年后的明代,长城这部巨书的第三版面世了。它延续了第二版的主题和思想,只是把某些章节进行了微调,把残破的页面重新修缮,以更加光鲜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虽然长城这本古老的线装书,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历经了三个版本的更迭,但其内容基本上却没有多大的变化。从表面上看,这好像只是形式上的渐变,很多人都忽略了它的另一种功能,那就是承载与见证。

  毫无疑问,中国的历史离不开长城,假如我们硬把它从记忆里抽掉,那么这个古老国度的历史就会像失掉了绳子的珠串,满地都是宝贝,你却无法把其连成一个整体。那么,这些宝贝也就会随着时间慢慢流失,最后剩下的也只能是零散的个体残片,毫无整体价值而言。

  那么,长城到底见证和承载了什么呢?

  用一句话说就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具体地讲还要分几个方面:

  它见证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由神采飞扬到固步自封的过程,它埋葬了一个民族曾经的蓬勃野心。

  先秦的中国虽然周室衰微,诸侯并起,但却是一个思想解放,大家涌现,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就像偌大的周朝一样的开放,权威似有还无,国门洞开,借着神话传说的鸿蒙诗意,先秦诸子隆重登场。他们身负着那个时代的使命,在世界还没有被分割,思想还没有被禁锢之前,赶紧把人类思想的光芒照射到这个曾经黑暗的世界上。

  人类虽然分为不同的种族,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但其基因却有高度的一致性。就在先秦诸子粉墨登场的时候,世界各地的其他文明也同时进入了一个“思想大爆发”的时代,人类就此从愚昧走向文明。然而,这个辉煌的时代太过短暂。仅仅几百年的时间,昙花一现式的思想解放,便被封闭僵化的强权所屈服。一切都是源于一场疯狂的筑城运动,中国如此,世界亦如此。只不过中国的筑城运动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太过执着,于是便有了两千多年闭关锁国的哀痛。其中短时的开放融合,基本上是外来民族的强行入侵造成的。所幸的是,中华文化在一次次历经涂炭后终能浴火重生,这里既有中华文化基因内在因素的作用,也有幸运之神眷顾之意。

  作为一个静态的建筑,长城始终默默地注视着发生在它身边的故事;作为一个动态的意识,长城不断地给人们的思想带上禁锢的魔咒。它把一个本来热血沸腾的民族,冷冻成僵尸般的木偶。砖瓦砂石围起的不仅是有限的国土,也束缚了人们开疆扩土的雄心,更禁锢了人们不该禁闭的思想。

  它见证了国家分裂和统一的历史烟云。

  中国历史从西周走到东周,进入到了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代。本来一统天下的周天子越来越势微,各诸侯国借机扩充实力,兼并战争开始打响。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国家的统一被刀剑无情地撕裂。为了抵御北方草原民族的袭扰和在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中自保,各诸侯国不得不筑城御敌。北有燕、赵、秦,南有荆楚,无不广筑高墙。于是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筑城运动开始了。

  这期间,强秦的咄咄逼人,六国的纵横反侧,把中原大地折腾得乌烟瘴气,偌大的一个周朝就此分崩离析。秦灭六国,九州愈合,统一的封建王朝在开辟了新的统治形式的同时,也把长城从零散的点穿成亘(gèn)远的线。由此,长城才真正走进民族历史的宏章巨著,成为两千年来文明足迹的第一见证。

  秦亡汉继,三国并立,两晋暂存,南北对峙,隋唐崛起,五代十国,宋辽西夏,金元明清。两千年的时光转瞬而逝,兴亡乎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长城在经历修了被毁,毁了再修的历史宿命的同时,也恰好成为了民族兴衰,国家兴亡的不朽见证。

  它承载了民族交融的悲欢离合。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在今天人们的眼里,长城最大的副作用就是隔断了人们的往来,阻碍了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的融合。但这也只是表象上的一种肤浅认识。从哲学的角度上看,长城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中华大地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气息交汇碰撞的产物,是挥舞镰刀的农耕文明与跃马扬鞭的游牧文明共同创造了这道边墙。

  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碰撞的过程。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在这里对峙,精彩的大幕下既有铁骑烽烟的喧嚣与壮美,又有恩仇两忘的平静与和谐。其实,这里面承载了代表农耕文明的中原历代帝王的一个思想误区,就是始终没有把草原文明纳入中原文明的整体构思。他们一味地堵,不停地隔,从来没有想过融合。昭君出塞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史载,昭君以年少之身嫁与呼韩邪单于(hūhányé chányú),虽谓主动请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送亲的车队跨过长城进入草原的时候,昭君的内心一定是极其酸楚的。因为,这一道高墙就是别离的象征,长城之外天虽高远,但情却难近。长城在中原人的心里,就是一道永远也迈不过去的坎。胡风劲吹,号角连天;关山明月,照我长城。

  那么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土著中原的历代帝王,真的不如那几个曾经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帝王来得开明和高格。

  史载,公元五世纪前后,围绕长城的文明碰撞终于有了一次历史性的间歇。 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第一次撞开了厚厚的长城,被隔离了很久的两个文明终于有了一个深入交融的机会。

  带来这个契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北魏的孝文帝拓跋(tuò bá)宏。他不但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用鲜卑(xiān bēi)文化去取代汉文化。而是在大力倡导汉文化的同时,也极力地把在犍陀罗等地融合了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和巴比伦文化的印度佛教文化引入到中原大地。

  这是一个怎样宏大的场面?用千年之后的目光去审视这一场文化融合的盛宴,足可以把它提升到世界范围里去评价。当西罗马帝国被“野蛮”的北方民族灭亡的时候,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也被无情地践踏和抛弃。而我们所遇到的这位鲜卑族的皇帝,却出人意料地把汉文化积极地引入鲜卑贵族的生活之中。他是一个聪明而睿智的皇帝,对文化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影响有着超越时代的认识。他把文化交流、民族融合作为国策来推行,避免了汉文化的断脉梗阻。从孝文帝开始,不论后来的金、元、清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是积极地吸收汉文化的优点,融入到本民族的文化之中,都没有采取消灭汉文化,单独推行本民族文化的政策。可以说,孝文帝是汉文化的贵人,正因为他的开明之举,奠定了中华文化五千年兼容并蓄,一脉相承的历史基础。不论从体量上讲,还是从时间上看,长城都不愧为一个巨人级的文化符号。围绕它展开的文化现象,也绝对可以称为一场世界级的文化盛宴。

  就是在这么一场世界级的文化盛宴里,长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背书(bèi shū),而民族交融的悲欢离合,又恰恰成为了长城永恒的文化内涵。

 

  作者 渔樵 本名王法胜,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石油作家协会会员,大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大庆石化公司作家协会主席,邂逅湖读书会会长。出版个人诗词集《心旅诗话》、《大庆城事》等文集。作品散见报刊和网络。创建邂逅湖读书会和渔樵书院公众号,致力于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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